如《系辞上传》说形而上者谓之道，此道就是变，即是变化之道：道有变动、乾道变化、形而上者谓之道……化而裁之谓之变、四时变化而能久成，圣人久于其道、圣人之道四焉……以动者尚其变、等等。
历史之道不是道德伦理，道德伦理乃一世之共识，尤其在道德伦理尚未产生根本分歧的古代社会里，通行的道德伦理是明显之义，几乎被认为是天经地义，无人反对，故无须以微言隐之。就人的存在而言，超越性正是生活得以成为生活的意义。
人们通常把江湖识别为反社会或反体制的空间，但江湖实为官方体制外的另一种体制，仍然是一种社会形态，类似于黑社会，因此，江湖完全不具有超越性，相反，江湖是个凶险社会，所谓江湖险恶。可以说，我欲仁是人之为人的资格。在此，我准备把历史、山水和渔樵作为哲学概念加以分析，以求理解一个以历史为本的精神世界何以建构其超越性。历史虽然具体，却不是一个形而下的概念，相反，它是一个形而上和形而下的合体概念。比如最为显赫的昆仑山实为一个象征性的存在，与现实之昆仑山名实不符，不可混为一谈。
仁意味着在任何人之间可以循环对应运用的意志，所以仁超越了个人意志，而是人之为人的一般意志，此种循环对应的意志建构了互尊为人的关系[46] 海德格尔：《康德和形而上学问题》，见《海德格尔选集》上卷，上海：三联书店1996年版，第97页。同时也没有一个理智的哲学家而不兼用直觉方法及矛盾思辨的。
西方理性主义的主要特征是人有抽象和演绎的理性能力。张先生这一著作的特点是凸显了中国哲学自身问题与课题，以解读中国哲学的范畴为中心。人类进入文明时代的几个大的典范文明，各有不同的方式，其哲学有不同的形态。中国思维有两大特征，一是整体观，二是阴阳观。
道家、佛教的智慧，遮拨、破除我们对宇宙表层世界或似是而非的知识系统的执着，获得精神上的自由、解脱，爆发出自己的创造性。《周易》哲学肯定乾以易知，坤以简能。
值得我们重视的是，这些超语言学的方式是与其语言学相补充、相配合的。儒家的理想人格是成圣人、贤人、君子，道家的理想人格是成真人、圣人、神人、至人、天人，佛教的理想人格是成菩萨、佛陀，他们的修养要旨表明，生活在俗世、现实之中的人，总要追求一种超脱俗世和现实的理想胜境。巴蜀书社出版了萧老师的《吹沙集》三卷，其中有关于方法刍议的七篇论文及其他栏目的若干论文，表达了他的方法论思考。礼包含着法，礼既是道德规范，又是法律制度。
司马迁讲究天人之际，通古今之变，成一家之言，除天人问题外，中国人尤重社会政治与历史发展，关注并讨论与古今关系相联系的诸问题。中国上古的神话基本上是英雄神话，而没有创生神话。历史上的中国人不承认有所谓启示的真理，不承认真理是由一个高高在上、超人的神所启示给人的，而是认为真理是可以、也必须在人事中找寻得到的。业师萧萐父会通中西印哲学，非常重视中西印各哲学传统的发展，在武汉大学与西方哲学史专家陈修斋、杨祖陶老师共同开设了哲学史方法论的研究生课程。
儒、释、道、宋明理学四大思想资源与思想传统，最根本处是做人，是强调人的德性修养。对此我们应倍加珍惜，我们相信伽达默尔的这番话具有重大的意义。
钟鼓干戚，所以和安乐也。他们强调知行的互动，即按照自己的哲学信念生活，身体力行，付诸行动，集知识与美德于一身，不断把自己修养到超越的境界。
我们做的是有思想的学术和有学术的思想。不仅今天所谓中国、印度、西方、阿拉伯、非洲的哲学类型各不相同，而且在上述地域之不同时空中又有不同的、千姿百态的哲学传统。内圣外王之道，同样为中国传统哲学中儒、道、释（禅宗）所共有，以此作为达到理想社会的根本办法。孔子、老子、《周易》、禅宗、宋明儒等都主张一种简易精神，强调大道至简。……今日之日月，非用昨日之明也。在这样的哲学问题与问题意识下，中国哲学中的天人关系论、宇宙生成论、群己关系论、治身治国论、天道性命与心性情才论、德性修养的工夫论与境界论、知行关系与古今关系论、由道德直觉到智性直观等论说，比较发达。
创新的动源，来自世界或事物自身内部的张力或矛盾。我的看法恰恰相反，中国有自己的语言学与语言哲学的传统。
中国人在观念上形成了和而不同、协合万邦、天下一家的文化理想，既重视各民族、族群及其文化、宗教的分别性、独特性，又重视和合性、统一性。（四）、德性修养与内在超越 中国文化特别凸显在道德文明层面，并且用道德取代了宗教的功能。
为总结历史经验教训，他从哲学史方法论的问题意识切入，尽力突破左的教条主义的束缚，引入螺旋结构代替对子结构（对子结构就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、辩证法与形而上学对立的结构），重视逻辑与历史的一致，强调普遍、特殊、个别的辩证联结，认真探究中国哲学范畴史的逻辑发展与哲学观念史发展的历史圆圈。如宇宙论中包含三论：本根论或道体论、大化论、法象论。
古代村社组织有十、百家，或称邑、里，或称社与村社。例如所谓内在与超越的关系，学界讨论有没有内在超越，或者说超越就一定是外在的吗？关于这个问题，完全可以在中国的天人之学中加以探讨。这里没有西方式的以神为中心的启示宗教，有的是凡俗的活生生的人，在圣贤传统下的人格修养与生命生活的实践，在现实中对生命意义的追求。以牟宗三的智慧，当然懂得康德及其哲学范畴、命题、体系的原意，他的工作并不停留于此，他主要是利用康德哲学作为工具讲出中国的东西，自己的东西，意在创造性地融合中西哲学。
中国文化强调要言不繁，以简御繁，便于实行。道家的道德论和逍遥思想，以其精神的净化而达到超越自我与世俗的限制，以实现其绝对自由的精神境界。
同时，在历史的陈述中就寓含有褒贬即价值评价。对宇宙创化流衍的信念，实际上也正是对人创造能力的信念。
入乎其内，而后才能出乎其外，这是研究一家哲学的不二法门。中国的易、儒、道、释诸家尊奉的道，就是天地自然或人文世界的永恒运动和发展变化，正所谓变动不居，周流六虚，上下无常，刚柔相易，不可为典要，唯变所适（《周易•系辞下传》）。
中国人以仁义为最高价值，崇尚君子人格，肯定三军可夺帅也，匹夫不可夺志也，富贵不能淫，贫贱不能移，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精神，弘扬至大至刚的正气，舍我其谁的抱负，乃至不识一个字，亦须还我堂堂的做个人，強调人人都有内在的价值与不随波逐流的独立意志，以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气概，守正不阿，气节凛然，甚至杀身成仁，舍生取义。……中国人认为真理是在历史的过程里显现，必须在历史的过程中去追寻和求证，也必须在我们每个个人的日常生活里去体验和实践的。与过去印度佛教的各宗派一样，古今西方哲学的各流派、各大家的思想慧识都为我们提供了新的视域与方法，并正在与中国哲学的诸流派相互摩荡。张先生书启发我们思考中国哲学的问题。
长期以来，中国社会秩序的建构，靠的是礼治。中国文化重视人与自然之间，各族群、民族之间，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统一的关系。
他不仅非常重视第一手原始资料与文献，而且非常重视对于海内外已有成果的研读，即学术前史的通晓。我们批评、超越传统，但所谓批评，是在全面深入理解的基础上所作的内在性的批评，而不是不相干的外在批评。
管理公务的领袖，是由选举产生的三老、啬夫等。成中英认为，西方古典的形上学是寻找本体的诠释，而他所探讨的中国诠释学是基于本体的诠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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